李井奎：亚当·斯密与“看不见的手”
作者简介
李井奎，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4年第2期（总第64辑）。
全文8950字，阅读约需19分钟
为 接 朝 霞 顾 夕 阳
——《薛暮桥回忆录》写作出版记事
记得是1996年4月下旬的一天，天津人民出版社负责父亲回忆录的编辑专程来到北京，带来美编设计的两个封面。
两个封面上都镶嵌了父亲的一张笑容可掬的黑白照片，一个以淡驼色作底，一个以大红色为衬。父亲一生清静淡泊，自然选中了第一个。就这样《薛暮桥回忆录》不但内容定稿，装帧也确认，只盼着早日出版了。
5个月后，当我们从天津取回一本本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薛暮桥回忆录》并放到父亲手中时，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却人生一大宿愿的欣慰的笑容，全家人也为父亲能在耄耋之年战胜病痛，完成这本回忆录而感到无比欣喜。
如果是在15年前，甚至10年前，著书写文章，对父亲来说是轻车熟路，而这本回忆录却是他在85岁那年开始亲自动笔，87岁身患帕金森病后开始在别人的帮助下修改的，前前后后历经7年时间。这期间，父亲克服了多少由衰老和病痛带来的障碍，是旁人难以想象的 。
其实，并不只7年时间。早在1986年，父亲当时的秘书李克穆在与父亲的闲谈中了解到，父亲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后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又亲身参与了新中国经济建设从起步、发展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李克穆第一个向父亲提出要把这段历程记录下来，以飨后人。父亲当时十分繁忙，尚在第一线工作，并未把写回忆录列入议事日程。于是，李克穆就手持一台录音机，一有空就请父亲讲。
父亲在旅途中讲，在会议间隙时讲，在公园散步时讲。不知讲了多久，录了多久，二十几盘录音带录满了。这些磁带由我们做女儿的协助克穆整理成稿，这可以说是回忆录的第一稿，尽管后来并没有采用它们。
到1989年下半年，父亲的精力大不如以前，外出开会、做调查已感吃力，加上当时改革的形势出现了曲折，再加入理论界的争论，重申那些说过多次的观点，父亲感没有必要。做些什么呢？
一天中午，在他应该午睡的时间，我看见他站在窗前沉思。我走过去对他说：“爸爸，你写回忆录吧！”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过了几天，我看见他坐在桌前，摊开一本稿纸，写上了回忆录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我心中顿时感到十分轻松。几年来，父亲身边的同志，吴敬琏、吴凯泰、李克穆都多次劝他写回忆录，这下他总算同意了。
父亲很少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经历，但他那大脑像一个缩微资料室，尤其是多年来的工作性质使他对数字格外青睐，他能把诸如“一五”“二五”时期的各项经济指标长存心中，鲜活如昨，所以写回忆录时他全凭自己那惊人的记忆力而一笔直下。
就这样，他一直写到1991年春天，完成了一个约20万字的初稿。其间，他也外出开会、讲话，但更多的时间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1991年春天，父亲因脑供血不足住进北京医院。治疗休养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夏天，又因吸入性肺炎再次入院。这次，大夫查出他患有帕金森病。在此之前，我们已发现他做各种动作都比常人吃力，原以为是衰老，不知是疾病。
对一位学者来说，帕金森病直接影响了他的写作能力，使他眼睛看不清，下笔手发抖。所幸的是他头脑依然清晰，思维依然敏捷。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治疗休养，父亲的病情总算稳定，药物对病情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控制作用。
大概是在1992年下半年的一个什么时间，父亲感到他有精力重新修改回忆录了。此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他自己已不能动手亲自修改了，二是初稿因全凭记忆所写，需要核实、补充，尤其是最后改革开放一段，本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却写得非常简单。怎么办呢？只能请熟识他的同志们帮忙。
回忆录大致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父亲出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部分请朱庭光同志帮助核实事实、补充背景材料，朱庭光的父亲朱镜我烈士是父亲在新四军的同事，朱庭光是父亲在新四军教导队的学生，后又研究历史，所以他是做这部分核实、补充工作最为合适的人选。
第二部分是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这部分请吴俊扬同志修改，吴俊扬同志亲身参加了这17年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了解很多政策的决策过程，做事非常认真严谨，不但对第二部分，而且对全书的内容、文字都进行了严格的把关。
第三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段时期父亲不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政策咨询、影响决策方面，都达到了他人生的最高峰，但他自己在写这部分内容时，因精力不支，简而又简，完全没有反映出他的全部经历。
吴凯泰同志从1978年就跟随父亲做调查研究、著书写文章、搞政策咨询，了解父亲的经历、观点甚至文风，自然是第三部分修改以致重写的最佳人选。吴凯泰同志把这一段内容从一章扩展到五章，从父亲的经历中折射出改革开放既辉煌又曲折的历程。
还有一章是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父亲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所以多半内容反映了个人遭遇，由母亲对这章做了修改、补充。
这几位同志完全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为了把这段历史留给后人，自觉、自愿、无偿地来帮忙。他们各自手头都有一份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我们又没有条件向他们提供稍好一点的工作环境，完全靠他们“自力更生”。
修改过程经常是这样，先由父亲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意见，他们也会根据初稿提出各种意见，经父亲同意后，他们去做修改。改稿送回后，由父亲当时的秘书潘德发同志，还有我们做女儿、女婿的一遍一遍念给父亲听，父亲边听边提出意见，再返回去修改。一生亲自动笔习惯了的父亲对这种看不见又不能写的工作方式极不适应，他在无奈中顺从了命运。
就这样经过了几次反复，其间又请徐雪寒、陈先、吴敬琏、李剑阁、李克穆等同志提出宝贵意见，最后终于由父亲亲自敲定了书稿。
应该说，父亲对这个定稿还有不满意之处，对其中的几个章节还想修改，但从1995年夏天到1996年春天，他三次因病住院，身体状况使他感到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于是作出了交稿的决定。
在这本《薛暮桥回忆录》中，父亲是站在什么基点上对什么内容进行回忆的呢？
父亲是个知名人士，但对于他的身份众说不一，有人认为他是个学者，有人则说他是政府高官。我曾经问过父亲，他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他对自己身份的确定决定了这本回忆录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他投身党的事业后全部历程的回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父亲珍视自己的理想，但又能批判地分析这种理想，他的分析从当下追溯至马克思的最初设想。父亲是一个以思考为生活方式的人，工作时思考，写文章时思考，理发、散步时也在思考，就是在被批判、住牛棚时也不放弃思考。
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他顽强的思考并未为他创造出一个思想体系，当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实现这个创造以后，他就自我批判，就寻求，就吸收。他不怕否定自己，当时代证明他的看法与现实相悖时他就一次再一次的重新起步，重新思考。
当然，思考的结果有变化也有执著，在变化和执著中他始终把握着分寸，这个分寸的界限就是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
建国后，父亲长期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工作，多年来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运作，他深知体制的厉害，谁在其中也逃脱不了体制的束缚，所以他把回忆和思考的重点放在经济体制的变革上。
父亲曾主持过几个部门的领导工作，对这些部门的工作有过很多实施很成功的政策建议，但他不认为个人可以超越历史，尤其不能超越党的决定。
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在党的十二大决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期，他虽有不同意见，但一方面因为认识不够深入，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务院现职高级干部，在公开场合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所以他都没能明确表示出自己的见解。
出于同样的原因，就是在这本回忆录中，也有许多事情表述得相当含蓄，需要留待时间的淘洗才能慢慢显露出其含义。
就个人性格而言，父亲不是性情中人，他平时的话也很少，所以，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心路历程并没有在回忆录中流露出来，如果是细心人，大概能看出一点痕迹来；加之他的语言非常简单朴实，他不擅长描述，更不会渲染，所以这本回忆录圈外人看可能觉得比较枯燥，尤其是后半部分。
我看了季羡林、王蒙等大家的文章，常羡慕他们的文笔，羡慕他们能用准确的语言驾御复杂事情和人物的能力，常想，若是能有他们这个能力写回忆录，可能就要好看得多。
但话又说回来了，父亲一生虽然经历了很多复杂事物，与很多人们感兴趣的大人物有着较深的接触，但又有多少是能写出来的呢？况且父亲又不是一个对人情世故很感兴趣的人。
写完回忆录后，父亲休息了一段时间，但很快我就发现，即便他那时的工作能力很弱了，但没有工作的生活让他很寂寞。而他确实还有一个心事未了，那就是他在1989年—1992年所写的20多篇文章、信件、报告，还没有集成文集，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有1990年9月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来年1月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等，这两篇文章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回忆录》出版后，我们对他办公室留存的文件和档案进行了清理，又发现还有几十篇他在1979年—1988年写的未曾发表过的文稿，这些文稿有的是内部报告，当时不宜发表，有的是因为观点比较激进，比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质疑，发表时被报纸删去。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在吴凯泰同志的主持下，我们着手对这些文稿进行编辑整理，准备编成一本新的文集。
吴敬琏同志得知后，建议由三联书店出版。我们想，父亲是新知书店的创办人之一，他最初的两本书《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是1937年在新知书店出版的，这最后一本书如果能在三联书店出版，那将是非常圆满的。
在吴老师的促成下，三联欣然同意，父亲亲自为这本书定了书名——《薛暮桥晚年文稿》。1999年上半年，这本装祯淡雅的三联版《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了，父亲自然是非常高兴。我们向国家计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各经济所等经济界人士赠送了近200本样书，为父亲一生的经济思想画上了一个句号。
真要感谢上苍，让父亲完成了他所有的心愿。因为就在《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后不久，1999年7月22日，他因帕金森病加重而住院调药，一个月后因感染院内细菌患肺炎，经过了20多天的抢救之后，在1999年“十一”前脱离了危险，但他的生命质量已大大降低，成了北京医院的长期病人，卧床不起。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父亲全身退出了世俗的喧哗，不再写作，不再发表观点，不再出入会议。父亲的人生定格在洁白的病床上，听任生命之河静静地流淌。
写于2003年
亚当·斯密与“看不见的手”
引言
在社会科学中，“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几乎成为对人类整体行为的最流行的说明。人们总是把这一隐喻归于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无论是学者的高头讲章还是媒体的泛滥语调，几乎是众口一词。
本文的研究认为，亚当·斯密并没有一套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完整理论，而且他在使用这一术语时，丝毫没有超出18世纪文献对这一隐喻的内涵界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亚当·斯密并没有在《国富论》第一、二卷论述竞争性市场时给“看不见的手”赋予什么重要地位，这一点是和现代的主流舆论大相径庭的。
事实上，今天我们之所以对“看不见的手”这一比喻有这样的错觉，不过是因为现代经济学家们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喋喋不休的聒噪罢了。但是，这些聒噪并没有得到亚当·斯密文本上的支持。
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第一次出现“看不见的手”隐喻的是在《天文学史（History of Astronomy）》中，在这里，这一比喻意在指出异教徒和蛮族人对罗马神祗——朱庇特（Jupiter）——存在的迷信；
第二次是在《道德情操论（Moral Sentiments）》中，意思是说，封建地主在其家臣和租客之间分配产品的比例，与这些土地被公平瓜分时分配的比例大体相同；
第三次是在《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中，此处斯密是在说对于与北美英国殖民地的远程贸易相关的风险，人们的谨慎程度会激励一些商人更为偏爱国内的项目，因此没有任何人有主观意图，但却切实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在亚当·斯密数以百万言的著作中，这是仅有的三次出现“看不见的手”的地方。
然而，自上个世界五十年代以来，当代学人对看不见的手范式美轮美奂的解释，将这个原本无关紧要的比喻一下子抬高到了“基本原理”的高度，把它当做了关于市场的“核心理论和范式”。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这一切并非亚当·斯密的初衷，也得不到亚当·斯密著作文本的支持。
那么，亚当·斯密不经意的一个比喻何以能够取得如此高的地位呢？而且有充分的证据显示，直到19世纪末，无论是亚当·斯密本人还是其著作的读者们都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非常值得研究了。
在斯图亚特、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卡尔·马克思这些古典经济学家那里，都没有人提到过“看不见的手”。我们把“看不见的手”归在亚当·斯密名下，事实上这个词语并不是他首先发明的。
Gavin Kennedy列举出了西方历史上使用过“看不见的手”这一词语的十七位伟大的作家，其中不乏荷马、贺拉斯、卢克莱修、奥古斯丁、莎士比亚、丹尼尔·笛福、伏尔泰这些文坛巨匠。
但是，一直以来这个词语在西方也还是鲜为人知，直到20世纪中期才突然流行。那么，现在让我们回到亚当·斯密的文本，来看一看他在论及“看不见的手”隐喻时的具体语境吧。
《天文学史》中的“看不见的手”
亚当·斯密的《天文学史》出版于其身后的1795年，这是一本他早年的著作，因此按照年份，这应该是他第一次提到“看不见的手”隐喻。据该书的现代版编者W.P.D.Wightman和J.C.Bryce讲，此书早在斯密于牛津求学期间（1740-1746）即已打下了基础。
亚当·斯密那段时间在牛津研究自然哲学，他十分崇拜牛顿的学说，并且一生都宗奉牛顿的思想体系。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天文学史》一书中，才有那些嘲讽异教徒和蛮族人在解释自然事件时可笑的段落。他明白无误的指责异教徒们在解释上的“怯懦可鄙的迷信”。
斯密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社会的初级阶段会如此缺乏好奇心，从而将对知识的探索直接推到神物的无知之幕背后，就此了事。
他说：“一个野蛮人的生活是极其不稳定的，生命每天都曝露在危险之中，除了疲于应付大自然的威胁之外，对于探索大自然从而形成一幅更为切实的想象图景，实在是毫无兴趣。”
因为那些“外在的表象已经吓坏了他们，所以他们倾向于相信关于他们所生活世界的一切事物只会源源不断的给他们提供更多恐怖的事情来”；是无知培养了那种偏执。
斯密对异教起源的解释给了他后来对“朱庇特看不见的手”的因果性评论以文本上的铺垫。他这样说道：
可以观察到的是，在所有多神教社会，或者野蛮人当中，就像蛮族人的早期一样，对于大自然无规律事件的解释只能归于某个他们的上主的权力或者是上主的代理人角色所致。烈火燃烧，地水涌出；重物下落，轻物上扬，都是他们自身属性的必然结果；并不是朱庇特的看不见的手在这些现象中特意施法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看不见的手”只不过是亚当·斯密的一种语言上的技巧，它本质上只不过是指在哲学解释无法给人们提供合理的联系时人们如何来理解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知道，修辞方式本身并不能回答任何需要解释的问题！
《道德情操论》中的“看不见的手”
在《道德情操论》中，“看不见的手”作为隐喻，同样是一种修辞技巧，和《天文学史》中的情况类似，也是为了支持他关于“事件之间联系”的完整解释这一科学方法的。亚当·斯密认为，社会科学需要建立一种将个人的动机与宏观的无意识的结果联系起来的科学理论。
《道德情操论》只有一处涉及到了“看不见的手”。在用到这个隐喻之前，斯密先煞有介事的讨论了他所给出的一个例子的完备的细节。在给出了这个隐喻之后，斯密在之后的行文中对一系列事件的进行解释，因此可以肯定，这一隐喻并非是他的例子的目的；它只是为了让那些不是十分了解自己理论的人方便理解而已。
我们首先来讨论亚当·斯密的那个关于富人与穷人的例子。不过，要说明这个例子，需要大量的关于《道德情操论》内容方面的铺垫。
和前人一样，亚当·斯密也认为美与对目的的合宜性是高度相关的。他发现，人们总是对自然这台巨大的机器在达成某些目的方面的完美度高度关注，甚至这种关注超过了目的本身。由此，亚当·斯密进一步讨论了富人与穷人之间在幸福与获得快乐手段的关系方面的区别。
他认为，富人之所以能够赢得人们的尊敬，不是依靠他所能享受到的安逸与愉悦，而是他们掌有的人类创造出来的无数带来安逸或愉悦的精巧方式。我们想象不出到底富人是否真的就比其他人更幸福，但是却可以想象他们拥有更多能够获得幸福的手段。
人类这种自我欺骗的天性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可能。亚当·斯密认为，正是这种欺骗启发并保持了人类在工业方面的持续进步。
接下来，就是那段出现“看不见的手”字句的著名语段了：“地主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做出了与维持租户们必要生存所需物质相同的分配方式，这种方式的效果与土地被他们所耕种的人平分一样。
既没有人有意为之，也无人对此有所了解，但是却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为物种的繁衍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我们可以看到，地主并非是受什么“看不见的手”神秘而不可思议的指引，而是确实存在着某种令他们遵照行事的实体制度。这一实体制度本身的运作基础，在斯密的眼里，正是人类本性中那些贪婪而富有自我欺骗的成分。
亚当·斯密最初的原理解释了为什么作为人类制度背后的基本驱动力，功用（utility）不如“美（beauty）”重要。“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作为一种形象的修辞手法，很好地概括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意欲描绘的图景。
也许正是斯密采取了这样一种颇能打动人、吸引人的方式来使用这个在18世纪文学作品中常会出现的比喻，才让亚当·斯密成为了“看不见的手”范式创造者最为突出的候选人。
《国富论》中的“看不见的手”
在《国富论》第四卷，亚当·斯密严厉批判了自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无论在进口还是出口方面都受到英国官方的垄断经营。这使得英国本土的资本流向贸易和殖民地的投资，从而来寻求更高的垄断利润，而不是创造产品。
在第四卷，亚当·斯密对贸易保护问题进行摧枯拉朽的批判，认为对北美贸易的垄断性保护，将给英国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并且会严重滞碍本土经济的发展。
他认为，这些对“产业的自然平衡”做出扭曲的政策，是不正当的，可能会导致资本积累速度的下降，从而减少对资本的有效利用。第四卷所热烈讨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英国当时不是一个自由贸易国家，其政府一直奉行的是源自16世纪的政策——重商主义的政策。
即便是在如此恶劣的政策环境之下，亚当·斯密证明人类的天性还是将会导致重商主义政策的效果减弱。他们每个人都会寻找更有利的利用资本的机会，这就是常说的资本的逐利本性。斯密表明，人们总是无意识的偏好那些对社会来说最为有利的事物。
在大不列颠垄断殖民地贸易的情况下，亚当·斯密断言，有些商人从事外贸，有些人则更偏好内贸。仅仅是在他阐明了由其假设而来的逻辑结果后，基于当时的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弥漫知识界的情况，他引入了“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以强调存在于商人中的天然的谨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的确，他总是既不有意识的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如何促进公共利益的改进。就因为他更为偏爱国内贸易胜过国际贸易，他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安全；正是由于他的产品可能取得最大的价值从而引导了整个产业的发展，但是他所关心的只是他个人的得益；他在这个例子，以及很多其他例子中，都是一样，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促进了一个原本不是他的意图中一部分的目的。
在引入“看不见的手”隐喻之前，斯密业已充分的解释了商人们谨慎行事的诸种理由，这些都是使得他们不论国家处在什么政策环境下，都会这么做的理由。
这个地方所引入的隐喻，确然表达了在个体行动和总体结果之间联系的复杂机制，它是由于谨慎和不安全感，而导致的一种现代读者可理解的、“美好的”暗示。但是，为数众多的现代经济学家引述这段话，他们在肯定这段话的同时，却忽略了这句话——“他们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安全”，这就使得商人的逐利理性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消失了。
退一步讲，是不是亚当·斯密认为单单是人们来自安全感方面的动机尚不足以影响或者引导他们的行为，从而需要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帮助他们呢？当然也不是。
在斯密最初对商人的谨慎以规避其资本所可能遭遇到的风险进行解释时，安全的动机已然足够，并不需要如此累赘的再找一个理由来解释。
事实上，亚当·斯密此处使用这个隐喻仍然是在嘲笑，就像他在《天文学史》一书中嘲笑朱庇特的“看不见的手”一样，他意在说明在人类那些未知而且复杂的动机之中，与那种对看不见神物的迷信一样，存在着令人不可思议的轻信倾向。
所以，Emma Rothschild这才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亚当·斯密一直在嘲笑那些商人们，当这些商人们明显不知道该如何去做的时候，他们的轻信让他们和罗马异教徒一样，需要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做决定。
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的理解亚当·斯密使用这个隐喻的用意了，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根本不需要一个超自然的神，不需要他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亚当·斯密的目的是要说服那些政治家、立法者们，让商人和工厂主根据自己的利益在交换正义的范围内安排自己的事务对整个国家来说是有利可图的。
毕竟，在18世纪的立法机构里，政治经济学仍然不是当时探讨的日常主题。这才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文本中使用这一隐喻的本意所在。
结语
因为个体往往会根据其内在动机采取各种可能的行动，而且这些行动常常是出于自利的打算，我们只能在事后知晓，并不能从事前预知这些行为的加总是否一定会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结果。
当个体的行动得到的却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凄惨的结果时，比如公地悲剧，看不见的手又在哪里？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列举了数十个关于自利行为的有害后果的例子。亚当·斯密并不认为自利行为必然导致对整个社会有利的结果，他也并没有给所有的无意图后果一个完全统一的解释，他的解释是局部的，是有选择的。
现代经济学家给“看不见的手”这个古老的文学比喻赋予如此重大的意义，显然已经超出亚当·斯密所指的范围。在现代经济学家中，是保罗·萨缪尔森在他那著名且广为流传的教科书《经济学》中首先将“看不见的手”范式创造者的桂冠送给亚当·斯密的。
萨缪尔森说：那个精明的苏格兰人“被他所认识到的隐藏在经济体系内的秩序所震惊，他公布了这一“看不见的手”的神秘原理”。
然而，事实上，那位“精明的苏格兰人”并没有说过类似的话。